黄守愚执笔

阴阳相生，日月运行；屈信相感，冬往春来。一阳来复，二阳成临，三阳开泰，夏历戊戌新年到来了。

盘瓠与爱开天地，圣善逢春赐福祥！我们湖湘儒学高等研究中心祝愿海内外中华儿女戊戌新年吉祥如意、幸福和乐！祝愿海内外中华儿女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！同时也对全球过中国节日生活的外国人表达此祝福！也对全球不过中国节日生活的外国人表达善意和祝福！此心同，此理同，四海出圣人！

在过去的一年，中国进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，重光祖德，再次领导世界，生产思想的世界公共品，担当协力共建人类命运共享体的首要责任，指日可待！近两百年来，无数仁人志士的强国富民梦想，就在前方！

在过去，中国长期是世界超级大国，是全球最文明、最发达、最富强的国家，幅员辽阔，人口众多，道统几千年不曾中断。西历16世纪以来，西方由弱变强，田忌赛马，逐步书写新规则，主导了世界大势。而中国面临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，一时不明，乏术失方，屡遭列强凌辱。幸有雄杰辈出，力挽狂澜，华夏不绝。

其间，西化论甚嚣尘上，贬斥儒学误国误民，打倒孔家店，全盘西化，如废除汉字、中医药等。贞下起元之际，幸有梁漱溟、熊十力等大儒出来担当大任，开天辟地，重建新儒学，延续慧命，绍隆道统。

我们不仅要有田忌赛马的智慧，自我调整，发扬优势，而且要争作圣贤，有开天辟地的勇气、才能，敢于创新造物。在工业革命之前，中国永胜西方，自有华夏正统之长处。进入工业文明，游戏规则翻新，中国未能掌握此种新规则的制定权、话语权，处于被动劣势状态。在《周易》中，先贤们强调前圣、中圣、后圣“三圣”并建，后人或有忽视。前圣在于制器作物，发明知识技术；中圣在于制礼作乐，书写规则，设计优良制度；后圣在于修经明艺，传道济民，修养心性。近现代之中国不敌西方，在于前圣不明。中国前圣一明，西方则失去优势。伏羲、女娲，从上古音的音训上解释，即是开辟世界、创造万物的意思。他们是造物主，为创生而来，他们又书写了规则，因此既是前圣，又是中圣。

儒学讲三圣，也讲三王。所谓三王，即明王、文王、春王。明王是教化之王，开启光明；文王是立法之王，书写规则；春王是道德之王，创生之王，勃发生机、春意。我们要以身立义，有为自己立法的理性，为拯救苍生而创造意义。

传统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民族精神的核心。传统儒学尊奉华夏道统，师宗孔孟，以仁义为归，以至善为的，以德配天，三圣并建，三王同发，有求必应于民，是轴心时期中国人从野蛮走向文明的的重要思想，为激发中国文化的勃勃生机，为提升中国文明的品格和境界作出了杰出贡献。儒学有历史性，也有永恒性。其永恒性在于万物一体之仁，乾乾于明，向上向善，有穷达兼济之格局与体用一如之道脉。这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根本。

春秋公羊学中，“中国”与“华夏”是一个“合法”的正统话语，意思是更为优秀、文明，“超越”而符合“道”。是否合法，被公认为正统，在于改造世界，不断“中国化”。在《春秋公羊传》中，夷狄合“道”，则为“新中国”；老中国失“道”，则为新夷狄。也就意味着，中国必须合道，不断超越，尊王新命，在与其他文明的对比中更为优秀化、文明化，才是“中国”。这是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昭示。

贬斥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，将近现代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先贤，实乃虚无主义，也违背自由之原则。盲目地歌颂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回避自身之不足，一味地表彰外来优秀文化而忽视其弊病，都是不可取的。我们需要理性地审判古今中外一切的文化传统，发扬湖湘儒学的兼容并蓄、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，并结合当今的国情、世情找到解决问题的优良办法。

未来，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儒学也必将复兴。我们将重新认识传统儒学，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原则，消化吸收外来优秀文化，以中体中用为正路，建立新儒学道统。中体中用，是华夏正统的法宝，为伏羲、女娲所开创。过去，张之洞提出“中体西用”，那是处于弱势状态下的自我调整。我们体贴出来的“中体中用”，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外来优秀文化而依据中国正义论、道统论重新建构中国文化的具有普世性的体用论，是中国文化走中国道路，不仅中国人过中国文化生活，而且未来西方人也过中国文化生活。这是中国文化造福人类命运共同体，以夏化夷，担当世界责任！

我们要有文化自信，首先在精气神上胜过一切困难！道光三十年庚戌（1850）开科取士，礼部以“淡烟疏雨落花天”命题。俞樾以“花落春犹在，天时尚艳阳”开篇，不入“落花悲伤”的窠臼，阅卷大臣曾国藩读之，大为激赏，取俞樾为保和殿复试第一名。当时的大清帝国，西夷外侵，沉疴内病，疮痍满目，面对华夏凌夷，落花遍地，何尝又不使人黯然泪下呢？然而我们不能自我沦丧，要充满自信，若有“春去花犹在”的心力，精气神上胜过一切困难，何尝不能重光祖德呢？

清末以来，儒者廖平、康有为、谭嗣同、梁漱溟、熊十力、马一浮等人，无不自觉自信，自起自力。廖平认为，“中国”统一西方。谭嗣同提出“以心挽劫”说，拯救东西方一切含生。梁漱溟说：“吾民族实负有开辟世界未来文化之使命。”马一浮认为，惟有中国文化有资格领导世界。

未来的新儒学，是多元并发的。这也是基于世界的多元性，多元主体和主体多元。有传经之儒，有传道之儒；有心性儒学，有政治儒学；有生活儒学，有波士顿儒学，多元生发，不可相互排斥。自古儒学具有普世性和特殊性，二性一体两边。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，这需要海内外无数儒者同心协力，共襄盛举，才能成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。

安顿人心，有求必应，这是新儒学的应有责任。新儒学要回应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追求，这也是源头活水。对于修身、齐家、治企、治国、平天下，现实和百姓需要新儒学！尤其是治理企业，迫切需要新儒学，所以王阳明心学风行天下；商人升进为儒商，是得救的必由之路。新儒学能洗涤污染，提升灵魂，是我们自我拯救、免于恐惧的良药。人人皆具良知，都有成圣的平等、自由机会，全靠个人努力！尤其是女性，在成圣方面易于反掌，比男性更具有超越性。

新儒学也是治疗各种心灵疾病的良药。新儒学笼罩乾坤，无所不有，无所不能，对各种心灵疾病都有对治的优良办法。新儒学能让人释放工作、生活的压力，让人充满和乐、光明、幸福。因此，新儒学给人希望，给人信心，给人安全，给人幸福，给人和乐，让人远离孤独、寂寞、痛苦。

对于新儒学的传道方面，我们要有学习其他文化类型的优秀之处，谦卑恭敬，以身立义，主动为大众提供上门服务！可谓礼闻来学，亦闻往教！

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！湖南人敢为人先，改造世界，争作圣贤，报国保民，天生有着一种担当民族使命的责任！湖南人的特性是有求必应、敢于开创新时代，重整伦理纲常、道德规范，重建价值理想、精神家园，引领新风尚。第一个是周敦颐，开创理学，影响东亚、东南亚800多年，被尊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。第二个是胡安国，建构胡氏春秋学，蔚为后世科举考试教材。第三个是胡宏，建构性学。胡氏父子建构出湖湘儒学，开启湖南经世致用传统，化育出张栻、衡山赵氏儒学世家，传道济民于岳麓书院，被尊为湖湘儒学的开山祖师。第四个王船山，总结理学，重建道统，为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先驱，泽惠魏源、曾国藩、郭嵩焘、谭嗣同、黄兴、蔡锷、宋教仁、青年毛泽东，因此王船山被尊为湘学中兴祖师。王船山是湖南人在近代崛起的精神偶像，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，世界上有一百多个研究王船山思想的学术机构。

岳麓书院门联云：“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。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说：“清季以来，湖南人才辈出，功业之盛，举世无出其右！”杨度说：“若道中华国果亡，除是湖南人尽死。”可以说，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由湖南人书写的。1920年，陈独秀在《欢迎湖南人底精神》中说：“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，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，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。”美国人类学家奥天柏(Ottemberg)氏在20世纪初从血型上将世界人类分为六大型，其中专列有湖南型。湖南型包括日本人、华南人、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系犹太人，人数在4、5亿以上。　据说，日本的人类学家，不愿屈居湖南人之下，于1921年左右，曾致函奥天柏教授，要求将“湖南型”这一名词，改为“日本型”，奥氏并未同意，可见湖南人的性格，不仅在中国有其特色，于世界亦有其地位。

湖湘儒学自古为道南正脉！作为湖南人，我们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要继承湖湘儒学的优良传统，应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、中国文化领导世界、生产思想的世界公共品、担当人类命运共享体道德责任作出来自湖南的贡献！

《周易•系辞下传》云：“往者屈也，来者信也。屈信相感而利生焉。”信者，神也，伸也。中国文化近两百年的“屈”，是求未来的“信”！重光道统，士归华夏！五星出东方，中国大利！

按照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，“春王正月”，以元统天、以元正始。儒者以爱体元，以万物一体之仁正本。因爱称儒，由仁成圣！

因爱称儒，只要心中有爱，便是儒者。赫曦赫曦，天开泰运，再次祝福天下心中有爱的同仁！